甲板之下,長江之外
《沿江而上》導演張僑勇訪談
訪問、整理/林木材

[前言]

為了參加金馬獎,《沿江而上》的華裔導演張僑勇在台灣停留兩週,精力充沛的他,不僅親友聚會滿檔,還抽空跑到阿里山與玉山拍攝日出的畫面。他打算以「阿里山日出」為主題,在「北京四十二秒電影節」中放映台灣的美麗景色,一起受邀參加該電影節的還有大衛林區、賈樟柯等國際知名導演。

第一部紀錄長片《沿江而上》便獲得許多獎項,並在北美與澳洲都有相當不錯的票房,身為一位華裔導演,他要從三峽大壩這個充滿爭議性的工程中,發掘出什麼故事?他如何透過這部影片,達到作為中西橋樑的目的呢?智慧藏特別邀請熱血影評林木材先生為大家做以下訪談。

 
 
木材:看完《沿江而上》,我覺得和我過去所看過的中國導演拍攝關於長江三峽 大壩的紀錄片蠻不一樣的,特別是在觀點上。中國導演往往站在弱勢者的角度,記錄下國家邁入現代化是如何犧牲的老百姓生活的權利;但《沿江而上》不盡然如此,也還有記錄了外國觀光客旅遊長江時的快活。貧苦老百姓和快樂觀光客的對比衝突性很強,我想請問您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影片的架構?
張僑勇:對我來說,影片裡的這艘郵輪有一種「隱喻」(metaphor)的意味。2002年的時候,我和外公去大陸旅遊,當時正好搭了一艘郵輪。本來我對長江三峽帶有一種浪漫歷史的遐想,包括外公曾告訴過我的歷史事件,這是我所想要經歷的。但在郵輪上看著表演秀時,我發現中國的發展和變化跟我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。後來我思考著,這艘船就像是世界的縮影,航行在長江這條所謂的生命之河上頭。 而我們要去哪呢,要去長江的三峽大壩。這是最現代化的建築,也是時代變化的表徵。但在這背後是什麼呢?在這之後將會如何?仍然是個沒有人能解開的秘密。很多中國導演包括賈樟柯(《三峽好人》)、李一凡和鄢雨(《淹沒》)…等等,都開始關注這個題材,我想不只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「隱喻」,也因為在某種程度上,它代表著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。所以我想利用這艘郵輪做出隱喻,上面表層都是有錢的遊客和老外,用他們的觀點看著漂亮的風景;地下室則是辛苦工作的員工老百姓,以底層農民的觀點來看長江大壩,在國家的進步之中,其實陷入了一種崩塌的狀況。我想試著從這些人的身上,去挖掘一個真實的故事。 而第三個觀點,就是「我」的觀點。我喜歡說我在中間,因為我是華裔的,一半西方一半中國,容易用旁觀的角度來看事情。
木材:當您在2002年有了拍攝這個題材的構想之後,您是怎麼找到資金,或者說服其他單位來贊助拍攝這部紀錄片?
張僑勇:2002年的旅遊之後,我非常想拍這個題材。我帶著我的PD150,去中國拍了一點東西,剪成了一支小的預告片(廣告),給了我以前念電影的老師看。因為我知道他開了一間公司(EYESTEEL FILM)。他也幫我找錢和引薦,而NFB(加拿大國家電影局)喜歡,就給了我一筆錢讓我回重慶繼續拍,就這樣過了三年。 這當中最不容易的是,如果我想利用「郵輪」來說些什麼,我如何能和郵輪方面有所接觸呢?後來很幸運的,我在紐約認識了郵輪老闆的兒子,是位台灣華僑。他打電話幫忙,獲得了允許,我非常感謝。也因為這樣,在郵輪上的員工來來去去之中,這份工作很辛苦,所以常需要找員工,我發現了影片新的主軸,開始拍攝其中七個人的故事,包括片中的主角余水和陳博宇。之後,我回加拿大再剪一個DEMO給電視台。 而最重要的是,多倫多每年四月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紀錄片市集HotDocs,叫做Toronto Documentary Forum。全世界的電視台,包括BBC、加拿大電視台、澳洲電視台,台灣的PTS、日本NHK…等等,全都來了。他們只挑選五部影片,大家圍著圓桌排排坐,中間有一台液晶電視,觀眾們圍著我們站在外圍。 我和製片人只有三分鐘可以向他們介紹影片的構想,螢幕會播三分鐘的預告片,非常緊張!後來幸運得到了不少電視台的資助,也趕快用那些資金回重慶拍攝,我、攝影師(汪士卿)和錄音師(范立新(音譯))三個人就在重慶住了一年拍片。
木材:《沿江而上》裡的兩個年輕主角反差很大,不只是個性上,家庭的背景一個非常貧窮,一個環境優渥,這是如何挑選的?
張僑勇:本來是七個主角,也有在郵輪之外的小村裡的故事,所以非常繁雜。大概拍攝了半年之後,才決定要將焦點放在這兩人的身上。想說在剪接的時候可以拉出對比和張力,但開始的時候不知道之後會如何。是阿,我們怎麼會知道未來會如何呢?無法得知。就像不知道余水的家是否會搬遷,一直要跟拍到最後才知道,這像是「命運」。 當紀錄片導演非常非常困難,還有很多道德問題需要去處理,像是該讓刺激的畫面停止呢?還是讓痛苦停止?當余水的媽媽哭泣的時候,我應該要很高興呀,這對影片來說是很好的,但這卻是一個痛苦的時刻。拍完之候我回家,總會開始想著這些事情。他們讓我拍攝他們的生活和感情,非常非常的相信我,在導演的位置上我選擇尊重他們,因為這是拍攝紀錄片唯一的方式。這是我第一部長片,很多時候都是從中學習,做中學,學中做,真的不容易。
木材:我知道余水後來沒有繼續在船上工作了,她選擇要去讀高中繼續唸書……
張僑勇:對!我完成了《沿江而上》之後回重慶,我覺得就算我拍完了這部片也不會這麼輕易地就向他們告別,不是這樣的,仍然會繼續有連絡和email,包括片中的其他人。 余水也看了《沿江而上》,看完之後她哭得很厲害,說不出她的感覺。過了兩個禮拜後她寫了email給我,說她在電影裡看到了她的命運,所以她決定辭去船上的工作,要繼續唸高中。 我們公司後來決定要幫余水負擔部分學費。但並非從紀錄片方面出發,而是在紀錄片之外幫忙。因為很多觀眾看這部電影之後,都會捫心自問「我可以做些什麼?」,想要捐款。所以我們有一個線上的募款帳戶,目前募集到了約三萬美金。
木材:那陳博宇看完之後呢?
張僑勇:他看完之後說:「哎呀,怎麼沒有多放一點我的鏡頭!」(笑)。在日舞影展放映的時候,有位觀眾問我陳博宇現況如何,結果另一位觀眾幫我回答了。他說:「陳博宇現在很好,因為我去中國旅遊的時候看到他在另一艘船上工作,我還給了他很多小費!」挺好玩的。現在我最新得知的消息是,他在重慶開始學表演。
木材:剛剛談到利用這部影片募款去幫助余水可以繼續唸書。我好奇的是,當初您在拍這部片時候,有想要利用這部影片去幫助這些人嗎?還是只是想要呈現中國的現狀?
張僑勇:我想,很多導演在拍攝的時候沒辦法想那麼多,包括幫助對象。開始的時候我只是想要捕抓先前說的那個「隱喻」,我想要拍一個關於發展、變遷的故事。但在拍攝的時候,這些隱喻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,因此就把它丟到一旁,我認為余水家所發生的故事是最重要的, 在拍攝的一年多時間裡,好幾次都想要放棄了。但我後來靜下心來想一想,我必須為了余水完成這部電影,為了他們而完成。因為我選的主題有點困難,某些部分是關於農民,這部份必須更感性的去面對。
木材:《沿江而上》在歐美、亞洲都放映過,放映之後,華人觀眾和西方觀眾的反應是否有很大的不同?
張僑勇:我在加拿大放映也會有華人來看,不管是台灣人、香港人都有他們不同的觀點,這很難一一詳述,但他們都喜歡這個講述發展的主題。我認為,不論觀眾是哪裡人,有件事是最重要的。這則故事不只是關於中國的,而是關於世界全球化、現代化的。很多地方也都發生著類似這樣的故事,巴西、台灣都有。 我的意思是,拍攝這部紀錄片不是要告訴你要做些什麼或者想些什麼,而是讓觀眾自己去思考去決定關於發展、關於變化,究竟怎樣才是好的。
木材:我知道在這片之前你還有部短的紀錄片《Earth To Mouth》。所以關於紀錄片的思考和訓練是因為學校的教育嗎?
張僑勇:在學校我是學劇情片(Fiction),但我也喜歡紀錄片,我不認為我做出了選擇。高中時不曉得真實電影(Cinma vrit)是什麼,但我拍了一部關於爵士樂的紀錄片,可是拍的很差很差。不過我仍崇敬紀錄片。
木材:那麼加拿大的紀錄片傳統就是「真實電影」嗎?
張僑勇:對!加拿大會說自己是紀錄片的發明者,就是因為《北方的南努克》(Nanook of the North),所以紀錄片在加拿大是很重要的。我喜歡紀錄片就像電影一樣,總有故事劇情,還有主角,而不是像新聞影片那樣。
木材:是阿,那樣很無聊!
張僑勇:我想這就是紀錄片的問題。過去上學聽到要看紀錄片就想到科學影片,就覺得好無聊呀!我想我們必須去改變紀錄片的形式。像《沿江而上》、像德國導演荷索(Werner Herzog)的電影…等,有很多紀錄片的運動都利用新的媒介去顛覆紀錄片,所以你可以在紀錄片裡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「紀錄片不是在講述『真理』」(Documentary is not about telling the truth.) 加拿大國家電影局(NFB)對紀錄片有個核心宗旨:「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再次詮釋」(Documentary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.)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定義。所以身為導演,你可以打破所有的文法,去決定你所擁有的素材。
木材:謝謝您接受訪問!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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